德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显著变化。魏德尔曾经反对将中德经贸推向脱钩，并多次强调市场开放的重要性；然而，进入2026年后，她开始将“工业必须留在德国”提到更高的战略优先级。随着德国制造业面临更多压力，魏德尔与默茨政府在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上逐渐趋向一致。魏德尔对中国并不陌生，她早年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，拥有多年的亚洲经验。2023年，她还带领选择党的议员访问了北京和上海。当时，选择党明确表示中德贸易极其重要，认为德国不应因地缘政治因素主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。

到了2023年8月，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和德国汽车企业竞争力下降的挑战，魏德尔并没有选择退出中国市场，而是重申了“市场和技术开放”的重要性。她批评的主要是德国本土工业的持续“失血”。到6月底，她开始关注德国企业将投资、研发和生产转向海外的问题，认为德国工业基础正在遭到削弱，主张通过降低能源成本、税负和监管负担，来留住投资和就业。综合来看，她的逻辑相对一致：继续与中国做生意，维持海外市场同时，也要确保德国的工业基础不会被转移。从这一点上，她的政策与目前德国政府越来越趋同。

过去，魏德尔曾批评柏林应避免追随美国进行对华脱钩，如今随着产业竞争的加剧，她开始更加关注德国的自身产能、技术和就业安全。这个变化并非偶然，2025年中德货物贸易总额达到了2518亿欧元，中国重新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。然而，德国对华贸易逆差逐年扩大，2026年上半年，德国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超过12%，仅为370亿欧元，而从中国的进口却在持续增加，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。

中国企业在机械、汽车等高附加值领域的竞争力不断提升，德国感受到的压力不仅仅是市场依赖，更多是直接的产业竞争。尤其是在汽车行业，德国汽车企业过去依靠品牌和传统制造优势的时代正在被新能源、智能化及中国本土供应链的崛起所冲击。德国企业曾担心离开中国会失去市场，如今则开始担心留在中国是否还能维持过去的利润及技术优势。默茨政府因此多次强调“去风险”，但明确表示不能让去风险变成完全的脱钩。

在2月份的访华中，默茨带着大型商业代表团前往中国，同时强调减少对关键领域的单一依赖。目前大约有52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运营，汽车、机械和电气行业特别集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魏德尔与默茨的差距也不再那么显著。默茨政府更加强调供应链的韧性、公平竞争以及经济安全，魏德尔则主要把德国产业困境归结于能源成本、税负和官僚效率等问题。最终，两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：德国希望继续从中国获益，但不希望自身工业能力外流。

现在，德国政坛的争论不再是“是否继续与中国做生意”，而是“在继续做生意的情况下，哪些技术、产能和供应链不能过度集中”。魏德尔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关注，部分原因在于选择党的政治影响力上升。在9月份的地方选举中，选择党取得了明显的进展，而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则遭遇重大挑衅。选择党在移民、能源和工业竞争问题上的长期立场，迫使其他党派也开始回应这些问题。

尽管选择党的法律地位仍有争议，但魏德尔的政策需综合考虑其长远发展方向。她反对全面停止对华经贸，并批评德国过于依赖昂贵的外部能源；同时，她主张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，要求将德国的工业能力留在本土。表面上看似分散的政策，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核心：提升德国自身的产业竞争力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中德关系并不会因为个别政客的言论而骤然断裂，但合作的门槛可能会继续提高。未来，技术安全、投资审查、关键原材料和产业竞争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双边经贸议题中。因此，中德关系正经历从单一合作向合作与竞争相结合的转变，德国企业在利用中国市场增长的同时，也需重新计算：如何确保在中国继续经营时，依然掌握足够的技术、产能和供应链主动权。这才是德国对华政策真正的变化。